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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于细微 汇入雄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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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昌:名师逃离体制清议  

2017-02-15 15:16:0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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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昌:名师逃离体制清议 - 文言 - 潜于细微 汇入雄浑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办学主体多元化以来,跳槽就成为新时期一种常见的个人行为,各行各业均有这样的事实。近年来,在基础教育领域,有一些优秀教师离开了自己工作多年的岗位,他们或应教师教育研究之需进入高校,或参与到民办教育之中,甚至有自立门户做个体的运行,这就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在少有分析的情况下,人们简而化之地称之为逃离体制,进而自然地把人们的注意转移到了对体制的反思与批评上,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一种思维现象。这一现象呈现出体制和名师两个方面的问题,它们这两者原先是统一的,后来出现了分离。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以为所谓统一和分离还只具有物理学的意义。

名师与体制的分离情形应是多样的,道理上既可以是体制驱离名师,也可以是名师抛弃体制,而就一些评论来看,似乎又有了第三种情形,即名师逃离了体制,这就说明体制并没有主动驱离名师,名师也没有主动抛弃体制,二是名师因种种原因从体制中逃出,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选择。果真如此,那说明体制对名师产生了压迫作用,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厌恶和恐惧,这才逃离。而据说,有的所谓逃离者认为在原有体制中无法真正地做教育或说无法做真正的教育,这就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我们的基础教育体制是不是已经成为制约教师做真正教育的障碍了?理性地来看,体制以及学校教育运行的机制的确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是,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系统从来就没有拒绝和禁止教师做真正的教育。如果作为逃离者的名师承认自己正是因为自己真正地做了教育而成为名师,恐怕就很难把自己的逃离归因于体制。换一个角度,他们从原有的体制中逃离出来,并不是成为纯粹自由的教育者。即使他们做了教育领域的个体户,实际上也不过是从一种体制迁移到了另外一种体制之中。要知道,人是社会的人,只要参与到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领域中,就注定了人必然是体制化的存在。

现实地来看,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无一不在国家制度作用下的体制之中。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在同一种体制之中,它们的不同仅在于投资主体的不同。也可以说,两种学校的教育活动没有丝毫实质上的区别,只是各自运行经费的直接来源有所不同。谁又敢说民办学校的教育更是教育呢?事实倒是,民办学校为了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必然会以所谓体制内的公办学校的应试成功为圭臬。至于那些民办学校的教育形象,更多的情况下应是学校教育市场营销的一种传播策略效果。就算他们拥有某种教育的法宝,如果真的有效,难道公办学校会简单拒绝吗?

也许那些名师们有自己的教育追求,然而他们的教育追求通常也不会被体制否定。他们成为名师恰恰是在体制内实现的。如果体制和机制真的是严重消极的,他们又如何能获得体制的认可而成为名师?在我看来,不能排除出走的名师内心会有追逐自己教育梦想的可能,但他们离开所谓体制,还应有其他的原因。即便以日常思维衡量,一切领域跳槽的人,可因求自由之故,大概更经不住世俗世界的诱惑吧!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要偏执地批评逃离体制的名师,只是想求索一种社会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在我们知道有少数名师逃离的同时,更知道无数的名师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追逐自己的梦想。我不会认为那些坚守的人们没有足够的选择勇气和教育才学,因为没有勇气和才学,他们也会因平常而默默无闻。既然如此,我只能认为那些坚守着的名师,更热爱自己的学生,更感念自己的学校,更忠诚于教育事业。

体制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体制的不足所影响的是学校教育整体功能的实现水平,一般不会对具体的教师个人造成压力,更不可能影响他们做真正的教育。要说我们的体制有什么问题,深层次上是这种体制对于领导和管理岗位上的个人素质要求比较高,相应的,可操作的成熟规范比较少,从而造成领导者和管理者个人的不足能够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运行状态,也会让身处其中的教师,尤其会让那些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老师感到压抑。面对这一客观,普通的教师一般会自我保护式或懒惰式地适应,而卓越的教师则会本能性地抵触与批判,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也正是优秀教师对不合理因素的抵制和批判,与体制形成对话,从而推动教育系统不断前行。如果优秀的教师都选择“逃离”,那么,在体制的对面就只剩下一群沉默的群体,教育系统也就希望渺茫了。

笔者也曾经离开体制,去做中小学的校长,但并非像今天一些名师的逃离,而是各种偶然因素促成的结果。两年的体制外实践,让我深深地知道,学校教育无论由谁来投资,都不在社会之外。假如一个人因为要做真正的教育而离开体制,那他基本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假如他另有所图,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体制的老师们,我们应该在理智上理解他们,再把视野放大一些,他们虽然离开了体制,但他们并没有离开教育。只要他们在教育的田野里耕耘,都是对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反过来,我们的体制系统实际上应该主动汲取他们的思想和智慧,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而对逃离的名师,我想说,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为了教育和学生,你们的作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必说在体制内不能真正地做教育或不能做真正的教育,这种认识绝对不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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