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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于细微 汇入雄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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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价值  

2014-06-13 22:05:5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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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科的价值 - 文言 - 潜于细微 汇入雄浑

  刘庆昌

 

中国的研究传统是以人文为基础的,通常所说的学问家,就是指人文研究者,学问自然也就被默认为人文的学问。最常见的学问家做的是文史“哲”的学问,之所以要给哲加个引号,意在区别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至少我现在仍然认为中国的哲学是以人及人生为基点的,即使涉及到天地,也一定是与人及人生有关的天地,与西方哲学爱智慧的取向还是不一样的。而随着中国固有“哲学”的衰微、与西方哲学的地位提升,哲学事实上已经不能算作地道的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就剩下文和史。

文是什么?是文学吗?如果是,那这里的文学必定是极其广义的,因为狭义的文学只是与类似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具体样式联系起来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而在广义的文学概念下,文字的、狭义文学考古和反思的,甚至使用身体技能而表现狭义文学文本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才能够归属于文学。在此意义上,研究广义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主体和文学文本制造过程的研究,还有各种文本呈现的工具——语言文字的研究,均可以文学的名义进入人文学科的范畴。史学相对简明一些。通过整理而恢复族群或整个人类的记忆,是史学家最基本的旨趣。史学家关心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曾经漂浮过什么样的东西,他们知道整体的过往不复存在,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是通过被巨浪推到河岸上的有限残片,综合运作经验和想象的力量,尽可能复原“曾经漂浮着的东西”。这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具体的史学研究可能只是专注于空间的一个部分或时间的一个片段,史学的宏大意义并不能得以显现,给人的感觉实际上是研究者对偏僻和琐碎的兴趣。

无论是文学研究者还是史学研究者,都不以创造新知为最高价值,即使他们自认为是在追求新知。如果他们非得坚持自己是追求新知的人,也不过是被实证主义的科学信念绑架了。比如研究文学文本,研究者训诂、考证,要给人以文本的真相,通常也就是文本的本义。这种本义在文本作者和他的时代是人所共知的,只是由于时间的间隔形成的语言的间隙,使得后来时代的普通人不能尽知,这便需要研究者进行破解。破解可以依据辞书,也可以依据同时代的其它文本语境,还可以依据研究者个人的理解,这就是一种学问。此种学问的过程并非轻易,但最为理想的结局也不过是恰巧符合了文本的本义,但这本义并非作者的创造。再比如历史研究,我曾经有问,历史学家并不创造历史,那历史学家的创造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历史学家断然不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无缘创造,但不可能没有的创造又意味着什么,恐怕连同他们相互之间也难以取得共识。要我看,历史学家是在创作历史。他们抓住蛛丝马迹,明察秋毫,寻找和想象具体史料间的草蛇灰线,然后精心编制出自我认可的历史戏剧,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于文学的,由此我想,所谓文史不分家,是不是作这样的理解才算靠谱。一切的文学文本都是历史性的,而一切史学文本都是文学过程的结果。

比起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性质起码是特殊的,开放一点说,即使人文文本无法脱离人的经验,但它的主旨绝不是知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了人文学科的价值,而是说人文学科的价值与社会科学虽有联系,但注定是独特的。

如果能跨过知识学的立场,人文学者的心灵自由度会更大一些,不再思谋创造新知,通过自己独特的追求,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纵观历史,人文学者一方面手不释卷,另一方面旁观人世,而他自己则在书卷和人世之间体验和冥思,他们的各色言说不过是体验和冥思的副产品。人文学者借助自己的言说让人及人世的意义在人世和世人之间流淌延续。意义,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没有知识,我们没自由;没有意义,我们没意义。人之为人,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更为本质的是他的社会性。而所谓人的社会性,则意味着人只有成为社会人文的载体才具有人的资格。若说有人不谙人情世故,那就是说那人没有承载具体社会的人文;若说有人不讲道理,也是说那人对一定社会中普遍发挥作用的规矩之无知或有意冒犯。那么,人情世故和各种道理是谁发明的呢?自然难以找到具体的发明的人,只能说它生成于历史过程,并由人文学者创造性地总结了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人文恰恰就是人情世故和各种人世的道理,它们构成了社会运行的意义层面。

我们会注意到,人文学者总在总结着各种意义,同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一些似乎永恒的信念,这恰是他们存在的价值。自然的世界是原生态的,如果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还没有形成,包括人(早期人类)在内的万物还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直至人的意识觉醒,文化诞生,世界才有了人文,进而有了人的意义世界。世界的意义存在于人的活动过程和关系运动之中,人文作者,像思想者、诗人、剧作家,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意义,人文学者,像中国汉唐的经学家和宋明的理学家,则用自己的方式阐释、挖掘意义,最终便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人文精神。历史到了一定的阶段,人文的基本含义会基本展现出来,人文学者一则可以创造性地结构人文精神,二则可以通过传播、注解、辩争,弘扬人文精神。有此作为,人文学者就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现代社会,人文学者大多是在学科体制内生存的,极其现实的规制使得人文学者逐渐被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所代替。当这种现象普遍化的时候,我们就能轻易见到有知识没文化、有成就没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像是专家,情感和思维基本聚焦在一些孤立的对象上,虽然能多多少少从对象那里获得一些学术利润,但研究的动机和效果因缺少与人类终极价值的自觉联系而少有色彩。这样的研究者太多了,因而周国平、余秋雨、杨绛就成了稀世的国宝。这几位文化学者都是我喜欢和尊敬的,他们的人文造诣和贡献一点也不亚于西方世界的那些为人熟悉的文化人物,然而,偌大的中国仅有少数这样的学者,却让我感到悲哀。野蛮的功利主义已经吞噬了人文精神,诗和诗人淡出了即便是青春男女的视野,文史研究已经转化为文史研究者谋得好生活的工具,人文学科不管被怎样装修,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可以发现它在当代几乎快成了一具具干尸。

这样的情况现在看来不只发生在中国,地球那边的美国也开始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前一段看过一篇文章《人文科学的衰亡》,其英文原名为“The Death of the Humanities”,其中的death,给我的第一观念是死亡。人文科学死了,人类的心不就死了吗?难道人类真的只成了经济或政治动物?文章的作者说到,“文科教育原本是通向智慧之路,但现在却孕育着无知与自大”。说的多精彩!科学主义下的科学已经使本性求知的科学制造着无知与狂妄,而今被功利主义绑架的人文学科也堕落到同一种境地。爱智慧的哲学家、望星空的科学家、天真的诗人,有使命感的作家,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

我更愿意使用“人文学科”这一词汇,而不喜欢使用“人文科学”,原因是我觉得经过多少个偶然促成的人文精神实在经不起科学残酷的分析。而“学科”,在我的意识里最多也就是一块略有标记的思想和创造的场域。我想看到一群纯粹的人,一个个每个细胞都天真浪漫的人,在人文学科的场域中自由奔放地创作故事,创造思想,用最美的颜色、声音、气味来不断重构我们身在其中的世界。那么,我要建议可敬的人文学科研究者:如果你感兴趣于永恒的经典文本,我求你不要为一个语词、半个故事所累,用你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和阐释出深刻的人文意义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碰巧走进了史学,我求你至少在考据之余想一想你所探究的对象与人类终极价值的关系。前面提到过的周国平从规范的哲学研究者中走出来,创作了学术界不承认但全社会承认的哲理散文;余秋雨则从规范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中走出来。创作了许多酸秀才说坏话但全社会接受的文化散文。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还算超脱的人文学者,我们社会的人文精神不知道会以怎样的睡姿沉睡多久。可是仅有他们这样的少数人,人文精神也只能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甚至还会有为数不小的痞子、俗人,轻佻地认为周国平、余秋雨们是酸腐的。

我当然希望现实中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有闲暇时先知道一下人文的究竟,最好不要小家子气,不要做学术领域的小炉匠,大气一点,把自己的工作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联系起来,让本真的情感和自由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流动。如果我想获得知识,我会去走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是我不只需要知识,我还想听故事,我还想欣赏人类自身的美,我还想从我们的前辈那里汲取生存的智慧,就只好叩响人文学科的大门。当大门敞开时,如果只能看到貌似壮观的学术作品而闻不到智慧和德性的清香,我会非常失望地离开。我在想,目前人文科学的衰亡,固然有功利主义的环境影响,从内因上看,也许是我们的人文学科研究失去了人文的本性。客观的说,人文学科远离人文并非也许,而是残酷的现实。迷失了本性的人文学科,它的价值还能够被议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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