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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于细微 汇入雄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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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影响我们研究的认识和价值两种因素  

2013-11-11 00:02:07|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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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我们研究的认识和价值两种因素 - 文言 - 潜于细微 汇入雄浑

 

文言

 

电视上讨论中国离诺贝尔奖(自然科学)有多远,一位观察员说取决于我们的文化和基础教育,另一位观察员方舟子则认为文化和教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原因是在中国接受了基础教育甚至本科教育的学生到了英美接受研究生教育,许多人都成了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方舟子以他的留学经历说明关键是研究者会不会做研究。我是同意这种认识的。文化的因素固然会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但不会降低人的创造力。中国古代的那些思想家难道不比今天的人更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基础教育的应试迷途固然会制约人的自由思维,但它同样制约不了人的创造力。今天中国的那些土鳖科学家、研究者,不同样接受了应试的基础教育?对于中国人做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也曾有思考,认为有两种因素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其一是认识层面的,也就是懂不懂得和会不会做研究的问题,其二是价值层面的,即研究者对研究做怎样的价值思考。

认识层面的事情看似简单,却一直是我们的短板,一些研究者虽然接受了学术教育,理论上接受了研究的训练,但很难说他们懂得了研究的意义。从语词上看,汉语中的研是审查、细磨,究是穷根究底之义。在英语中,研究是research,是反复寻找的意思。综合起来,研究就是要找寻某一种东西。关键在于找寻什么和用怎样的方法找寻,这是研究之所是的依据。既然是找寻,对象应是存在的,然而存在的对象却不是同一种样子,至少可分为人为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找寻因不同存在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人为的存在为人造物,无论其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就在那里放着,找寻他们也是需要功夫的,但大略是一种苦力活。如果找寻精神的东西,找寻间或会以理解的方式进行,需要找寻者的知识和技术,根底上还是偏于苦力的。自然的存在有两种情形,一在器的层面,二在道的层面,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超验的。,对于前者的找寻是偏于苦力的,对于后者的找寻才是纯粹脑力的。由此观照现实的研究,就知道同为“研究者”却不可同日而语。

自然科学研究者,找寻的是自然的存在,核心是自然物的结构和过程,这些不会被感觉轻易把握,但认识到之后必定是可验证的,所以自然科学是地道的经验科学。人文学者,如我国的文史学者,找寻的是人造物的意义,这里的意义在文史学者看来是真正客观的、符合造者的意义,但他们在借助解读、阐释获得意义的同时常常也在释放自己的主观思想,从而融入到具体社会文化建设的队伍之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工作对象是人的社会体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互动所塑造的文化体系,统属人为之物,这就使得他们也会做一些找寻意义的工作,但其大多数工作是同自然科学研究者一样的,他们把“社会”视为一种特殊的人化自然。特殊的是数学和哲学。数学虽然有其经验的因缘,但走向高深的数学是远离经验的。哲学虽然可以是哲学家和对象直接对话的结果,但走向高深的哲学无法不做万学之学。这种种研究者,各有各的味道,但也的确是大异其趣呀。

在众人眼里,自然科学家是无争议的研究者,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者身份常常是受到怀疑的。尤其是人文学者的工作,人们更愿意称之为做学问,这不能说是一种贬低,恰恰相反,是蕴含着特殊文化意义的一种说法。学问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他们不生产新知识和新思想,但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和思想。他们的兴趣在于对历史的知识和思想甚至那些沾染上了文化色彩的器物与事件进行解读和阐释,他们习惯于带着欣赏的态度去面对前人的创造物,运用自己的才情,让远离人们视野的人文文本重新焕发活力。没有学问家,人文不能广泛而艺术地传播,我们的生活会缺乏文化的韵味。虽然学问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做学问和搞研究是旨趣不同的。由此观照目前人们不加区分地用科研即科学研究来涵盖一切的知识行为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然而,认识上的事情主要是制约着研究的自觉性,更让人纠结的是研究领域的价值观问题。价值决定着行动的方向,价值也影响着行动的色调。如果说认识上的不足使得许多“研究者”其实不懂得研究,价值上的问题则使得一些还算懂得研究的人也不再认真。中国研究领域的价值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其一,在国家,重应用,轻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实行这样的科研政策说来应是本能的,但与此同时轻视基础研究无疑是一种短视行为。事实上,重应用并没有给经济发展带来多少效益,但轻基础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国内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基础研究的能力,应用研究根本不可能做得很好。其二,在个人,重求名利,轻求真知。这种价值观对于中国研究的影响应该是致命的。由于各种人才项目的诱惑,由于万变不离其宗的可笑的科研激励政策,精明的“小商人”“小炉匠”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人的特长是把所谓的研究当做致富的手段,以研究的名义,装着研究的样子,做着规模不同的生意。最初我觉得这些人是蠢货,现在我发现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才是自作聪明。当然,这只是站在纯正研究的立场上做如此的解读。归根结底,政策制定者是智慧的,那些“小商人”“小炉匠”不过是猴戏的主角。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链条:政策耍人,人耍研究,然后是看似精明的愚蠢做法耍了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

这样的局面仍将持续,只要我们的管理还事那么幼稚和野蛮,只要研究者心中没有对于真理的神圣信仰,这样的局面绝对不会结束。

我们对研究者的管理实在是太幼稚了。这主要体现在野蛮而狡黠的假设上:一是“人性恶”;二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持人性恶论者,会认为人有天生的惰性,必须拿鞭子抽着才能够尽力劳作;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不加思考地认为重赏之下可以出现各种他们所需要的人。这是何等简单的思维?世上自然不乏有惰性的人,却也不乏一心向学的跋涉者。重要的是恰恰是那些跋涉者中多有英才鸿儒。当管理者拿起鞭子的时候,有惰性的人可能被动前行了,但不知有多少跋涉者的心会慢慢地死掉,群体的创造力就这样被戕害了。还有重赏,看似奖励之谋,实际上是对人的轻蔑,与马戏团驯兽的原理是一致的。在研究领域,这种重赏政策总体上是一种灾害。一方面搞坏的风气,另一方面,搞坏了人心。此外,我们对于研究者的管理还是野蛮的。这主要表现为管理者对研究者的个性和研究规律的无视,说到底是对研究的无知。无知的管理者怎么可能实施文明的管理呢?当你看到科研管理机构像收地租的财主一般面对研究者时,除了野蛮,你还能想到什么?

普遍意义上,研究者心中已经少有对真理的敬畏。除了那些做着我们时代知识创造脊梁的人们,其余的人,要么心中什么信仰也没有,要么就是对名利的病态狂热。看看那些活跃在研究领域的又不乏对名利的病态狂热者,学术风气不良是可想而知的。热衷名利者,必然会走向歧途。如果各种政策不断地制造和扶持这样的人,借用“国将不国”的格式,研究将不研究了。研究者是社会分工的一种,是与物质生产者对应的精神生产者。研究者生产知识和思想,以此参与文化的创造。如果一个拥有研究者身份的人既不创造知识,也不创造思想,那他就是十足的伪研究者。真正的研究者,一定是爱智者,他们心中是有追求的,他们对真理是心怀渴望和敬畏的。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够登上真理的殿堂。这样研究者多了,我们离诺贝尔奖就不远了。即使我们得不到诺贝尔奖,我们在研究领域也不会自惭形秽。如果缺少这样的研究者,即使为了冲击诺贝尔奖,从海外引进有获奖潜质者,再经若干年果真拿到了那个奖,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仍然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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