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
生命就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就是一个人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做了什么。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生命，人就是苦累的、悲切的；如果生命是为了所做的，人就是幸运的、幸福的。那么，幸福的前提就是人不为生命所累，并能够把生命作为资源做自己想做的、可做的和能做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做的是自己不想做的，心里必然会感到别扭，即使时间长了能够适应，也是以心里的麻木为代价的；如果一个人做的是环境不允许做的，心里难免会有防范，也许习惯了也就有些坦然，但那是背离公义的，路会越走越窄；如果一个人做的是自己不能做的，一方面会费力，另一方面还会心生自卑。而一个心里别扭的人，一个背离公义的人，一个自卑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幸福的人。
想做什么，是人的意愿，这里面有人的兴趣、人的选择、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总之，它的实现是生命解放的象征。做了自己不想做的，自己想做的却做不了，不就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吗？可以做什么，是环境的约束，这里面的成分就复杂了，可以来自强权，也可以来自公义，不过在文明的、平静的社会里，主要是来自公义。公义，可能是正义，也可能是众义，无论是哪一种，一个个体都必须服从它，才能够得体地、安全地行动。听起来，好像是公义使得人成为不自由的和未被解放的，但这就是社会的人的宿命。能够做什么，是人的能力问题。人不是万能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万能胶"、"万金油"。相反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度上有限，高度上也有限。所以有俗语说"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如果有人不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必然是一个可悲和可笑的人。
一个人在世上总是要做事情的。从个体出发，第一个问题自然是想做什么，我们的生命意识、生活追求，都在这里集中了起来。不过，在做之前，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想做的，是不是环境允许做的，也就是问一问自己想做的是不是可以做的。如果可以做，还要分析一下是否有能力做。自然，如果我们想做的，既是可以做的，也是能够做的，那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就行了。这样的做，于个人、于社会，皆大欢喜。然而，人生更多的时候是别扭的。想做的，不可以做，别扭；想做的，也可以做，却无能去做，别扭；想做的，有能力做的，却不可以做，别扭；依我看，最好的情形当然是想做的，可以做，也能够做；虽然不想做，但可以做，也能够做，次之；有时候，想做的，也能够做，但不可以做，若是不违背人类基本的道义，且符合人类根本的利益，也不妨去做，只是要壮起胆子，准备牺牲。历来的壮士、英雄，以及思想上的先行者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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