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昌
生命就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就是一个人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做了什么。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生命,人就是苦累的、悲切的;如果生命是为了所做的,人就是幸运的、幸福的。那么,幸福的前提就是人不为生命所累,并能够把生命作为资源做自己想做的、可做的和能做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做的是自己不想做的,心里必然会感到别扭,即使时间长了能够适应,也是以心里的麻木为代价的;如果一个人做的是环境不允许做的,心里难免会有防范,也许习惯了也就有些坦然,但那是背离公义的,路会越走越窄;如果一个人做的是自己不能做的,一方面会费力,另一方面还会心生自卑。而一个心里别扭的人,一个背离公义的人,一个自卑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幸福的人。
想做什么,是人的意愿,这里面有人的兴趣、人的选择、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总之,它的实现是生命解放的象征。做了自己不想做的,自己想做的却做不了,不就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吗?可以做什么,是环境的约束,这里面的成分就复杂了,可以来自强权,也可以来自公义,不过在文明的、平静的社会里,主要是来自公义。公义,可能是正义,也可能是众义,无论是哪一种,一个个体都必须服从它,才能够得体地、安全地行动。听起来,好像是公义使得人成为不自由的和未被解放的,但这就是社会的人的宿命。能够做什么,是人的能力问题。人不是万能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万能胶"、"万金油"。相反的,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度上有限,高度上也有限。所以有俗语说"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如果有人不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必然是一个可悲和可笑的人。
一个人在世上总是要做事情的。从个体出发,第一个问题自然是想做什么,我们的生命意识、生活追求,都在这里集中了起来。不过,在做之前,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想做的,是不是环境允许做的,也就是问一问自己想做的是不是可以做的。如果可以做,还要分析一下是否有能力做。自然,如果我们想做的,既是可以做的,也是能够做的,那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就行了。这样的做,于个人、于社会,皆大欢喜。然而,人生更多的时候是别扭的。想做的,不可以做,别扭;想做的,也可以做,却无能去做,别扭;想做的,有能力做的,却不可以做,别扭;依我看,最好的情形当然是想做的,可以做,也能够做;虽然不想做,但可以做,也能够做,次之;有时候,想做的,也能够做,但不可以做,若是不违背人类基本的道义,且符合人类根本的利益,也不妨去做,只是要壮起胆子,准备牺牲。历来的壮士、英雄,以及思想上的先行者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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